案件的尘埃落定，并未让一切立刻归于平静。
一些当初对小月之死负有间接责任，或曾冷漠旁观的人，也受到了应有的惩处。
比如李梅的父母，他们早知小月在李梅家过得不好，却从未真正关心过外孙女，甚至在李梅提出要送小月去“学乖”学校时，还出言附和，认为“女孩子是该好好管教，免得以后嫁不出去”。
事发后，他们的冷漠和不作为受到了街坊邻里的强烈谴责，名声扫地。
还有一些曾为“启航明德学乖校区”站台，收受好处，吹捧其“教育成果”的所谓“专家学者”，也因此事件被媒体曝光，身败名裂，受到了行业内的严肃处理。
我在接受“医学观察”的那段日子里，表现得极为“配合”。
甚至，我利用自己的“超熊综合征”，在确保自身安全和隐私的前提下，不经意间“帮助”了几位医生解决了他们临床上遇到的棘手病例分析，也“开解”了几个真正有心理困扰的病人。
这让院方逐渐对我放下了戒备，从最初的“特殊重点关注对象”，变成了“恢复良好，可适度参与社交活动的普通观察人员”。
出院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整理小月所有的遗物。
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，上面还带着她特有的淡淡奶香。
几张她用蜡笔画的涂鸦，画着太阳、小花，还有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牵着一个大人的手。
还有她小心翼翼收藏在铁皮糖果盒里的，那些被我说过“会带来好运”的糖果纸，每一张都被她展得平平整整。
每一件小小的物品，都像一根针，刺在我心上。
我后悔，为什么没有早点察觉她的困境。
我悔恨，为什么没能更好地保护她。
有良知的媒体对小月事件以及“学乖”学校的黑幕进行了深度追踪报道。
报道引发了全社会对问题青少年教育方式的大讨论，以及对类似“行为矫正”机构的严格整顿潮。
许多隐藏在阴暗角落的罪恶被曝光在阳光下，一批不合规的机构被取缔，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。
这或许是小月用生命换来的，一点点微弱的光。
许多人通过各种渠道想要采访我，有些想将我的故事写成书，拍成电影，甚至有商家想利用我的“名气”进行商业合作。
我都拒绝了。
我不需要那些喧嚣，我只想用我自己的方式，纪念我的小月。
我清点了张启航和李梅被查封后，按法律规定应退赔给受害者的财产中，属于小月的那一部分。
加上我自己这些年仅有的一些积蓄。
我将这些钱，以小月的名义，匿名捐赠给了一个专门救助受虐待儿童的慈善组织。
我希望，这些钱能帮助那些和我的小月一样，曾经或者正在经历不幸的孩子们，让他们能感受到一点点温暖和希望。
这或许，也是我自我救赎的开始。
我要带着小月未曾感受到的爱，去温暖这个曾经对她如此残酷的世界。
